2014年12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杭派民居”示范村创建工作实施办法》，计划用两年时间打造“杭派民居示范点”，首批选入包括富阳东梓关村在内的十三个示范村，邀请了浙江省多家设计院进行设计。作为受邀团队之一，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拥有典型杭派风格的江南村落开始了第一次乡村实践——这占地25亩的12组46幢民居，就是“浙江省重点历史背景和文化古村落”保护工程的一期工程。

  东梓关村位于杭州富阳场口镇西部，因郁达夫同名小说而著名。由东梓和屠家两个自然村组成，整个村居沿富春江水岸呈带状性分布。明清时期，作为水陆交通的枢纽，东梓关村也曾兴荣一时，文脉悠远，底蕴深厚。一代骨科名医张绍富就出身于富春江畔，祖上三代于此为乡邻行医，善治跌打损伤。郁达夫在此发表了同名短篇小说《东梓关》，也为这个宁静的江南小镇蒙上了浓浓的乡情归愁。

  可随着水运航道和农业的双双衰败，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村落也日益凋敝。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心化愈发严重，破败萧索、人口外流，居住人群年龄结构单一。

  当2014年团队第一次进村时，全村人口已不足两千人，且真正住在村里的只有大约三百人。同时，宅基地制度的固化，划分原则的单一，也让乡村呈现出兵营式排布的样貌。城乡互动的设计实践曾试图激发古老村落的活力，但这种仅仅是城里人通过资本占有乡村资源，另一些城里人来消费的生产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处理问题。粗放的模式和失控的管理并没有正真获得妥善解决，原住民更没有成为未来规划的一部分。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与多样化的场所感荡然无存，罗马柱式、建筑高度及层数成了农户价值指向和财力的象征。

  当地政府为避免村民各自建房，破坏村落的整体格局，决定先由村集体统一征地，再由外包公司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和代建。同时，设计还需遵循国家的宅基地政策，每户落地面积不允许超出120平方米，每平米造价不能高于1500元。最终，建成后回迁的村民只需根据原住房的面积差，按照1376元/㎡的成本造价购入，每栋最终的造价大约为36-40万元。

  在代建之外，当地政府还为之投入围墙外的市政配套，包括煤气管道、网络、三线下移绿化景观和道路共约1300多万元。“新杭派民居”的风格设定，“低造价”、“高品质”和“可推广”的逻辑特点，使得东梓关的设计就好比一道命题作文——如何在固定面积下，以低成本实现更高品质的新杭派乡村人居环境。

  此外，我们还在新老村落交界处预留了村民活动中心，兼具村民活动和红白宴会的双重属性，希望能够通过公共活动空间的重构，为村庄注入新的活力。

  面对这道被严格限定的命题作文，我们大家都认为，不论是城市营造还是乡村振兴，设计必定是基于限定条件下的分析和推理，进而形成的结果。分析和推理的前提就是实事求是的调研，围绕处理问题的思路去回应场所环境，以形成设计中的策略。

  关于“新杭派民居”，我们大家都认为这并不仅仅是石库门、人字坡和木板墙，而是更有魅力的水墨雅致所散发的温婉气韵。于是，设计跳脱出所谓符号化的框架，写意地表达江南意境，并巧妙结合传统民居人字屋面中微曲、起翘的做法，再通过抽象与重构策略将屋顶做成不对称坡和连续坡，几个单元相互连接，使得屋面关系相互呼应，深灰色屋顶与白色墙体相互映衬，实现传统意向的现代化转译。

  但这样的想法，在建筑正式落成前遇到村民的不认可和疑问，有些村民甚至把这样的建筑称为“四不像”，既不像修旧如旧的假古董，也不像时髦的欧式别墅。村民们无来由、无取舍、自发性地趋向西式建筑，致使他们起初对这样的设计难以理解。然而半年后，随着粉墙黛瓦的落成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村民们也自发地跟随城市的价值判断，从不理解、抵触，慢慢产生了认同感。

  乡村聚落的“多样性”是东梓关设计的重点。设计从四个基本单元出发，进而衍生出多种组团形式，再由组团构成村落，并在设计中迁移了一幢老房子复建在中心位置，改造成乡村图书馆，形成整体聚落感。关于乡村聚落的重塑，我们始终认为当代设计应从传统聚落中寻找关联，而不是从传统的生成机制中寻找成因。传统成因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那个时代的村落生成体系中，个体特点和需求都能被完整呈现；而在当代社会，住宅设计更像是一种批量化的生产模式，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却弱化了每个地块的独特性。

  方案汇报后，市政府领导曾亲自致电表示对设计的认可，但为了更全面的展示乡村农居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希望能针对当地46户人家设计出46个定制化户型。但我们依然倾向于选择只包含四个基本单元的设计的具体方案。原因有三：其一，中国传统聚落的多样性是由于自下而上的自发生长而来，时间跨度大，涉及个人因素众多，而当代的村落形成机制早已完全不同，采用完全传统的方式未必适合当代乡建；其次，46个完全不同的户型很难保证未来房子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对日后的回迁埋下巨大纠纷隐患；其三，每家每户的生活小习惯和人口结构都不一样，46户人家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样，这样完全个性化定制的设计，需要大量时间的实地调研，这也是时间节点所不允许的。这样的解释很快被认可，设计得以如期进行。

  此外，在回迁农居以北、新老村落交界处，我们设计了一座村民活动中心。为打破当代大多数村民活动中心因长期封闭而失去活力的使用状态，活动中心一层全部开放，二层局部联通。开放的空间能满足多种时态下的功能需求，连同连续起伏的屋面与村民生活化的场景，共同构筑“大屋檐下的微型小世界”。

  作为承载全体村民的公共活动场所，设计以较小的尺度单元承载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细微性。从棋牌放映、体育活动，到小铺叫卖，生活化的语境被细分为相对独立的小场景，来往的人群可在连通内外的灰空间里自由穿梭、停留，空气、光和自然则在无形中成为公共生活的背景。集会、看戏、红白喜事等相对重要且人群密集的场合，则可通过合理的布局将空间再次整合。

  整个空间被覆盖在一个连续的钢构屋面之下，外有木材包裹；顶部设置多个天窗，满足采光需要，也引入周边自然；下压的屋檐和外延的挑台板限定出可让人安静下来的空间。不同高度的小尺度单元与连廊的组合，空间序列开始变得立体且丰富；青砖墙体呈棱状凹凸排布，以深色石材压顶，由当地村民亲手打磨，与当地常见建筑材料共同呈现自然、传统与当代生活的融合，也映射出村民熟悉的生活场景。

  关于价值感的归属，也体现在建构方式中。村民活动中心关于公共性的实践和时间记忆的存储，由村民施工队共同参与并最终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这样的建造模式能激发甚至自发形成公共活动，而建筑则作为一种媒介，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化连接。

  成本和品质的平衡，是政府、村民、建筑师各方都关注的话题。只有当造价成本能被居民接受，功能空间得到满足，乡村营建模式才得以借鉴和推广，达到“示范”的目的。因此，设计不仅在户型设计上要充分尊重村民们的实际的需求，更力求在实现低造价的同时，使回迁农居保持基本的品质和自我生长的空间。

  着眼经济、实用、耐久的原则，考虑到建筑全生命周期内的综合成本，及施工简易程度等因素，亦方便村民的日程维护和使用，回迁农居选用白涂料、灰砖面以及仿木纹金属等商品化成熟的材料，减少木头、夯土、石头等用料的使用。在建筑工艺上，也不回避当代工业化模式，选择最为经济的砖混结构及形式、保温刚性屋面楼板和防水保温外墙。在檐口设计上，以内檐沟做法进行有组织排水，使白墙得到一定效果保护。屋面以平台的形式安放用于获取生活热水的太阳能板，维持立面和屋面的连续性和整洁感。整体景观环境坚持实用价值取向，摒弃水景等观赏性景观，街巷空间以硬质界面为主，绿植为辅，兼具生活设施，沿水界面以及停车区集中增加绿化密度，形成疏密有致的节奏。

  从建成后的反馈来看，东梓关已基本达到“可推广”的目的，但客观来说，我们对施工容错性和村民使用度上的预判，仍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东梓关的曲线屋顶是对江南特质的核心表达，但这对既定的施工队来说施工难度太高，远达不到图纸再现的状态。另外，为保证外立面整体效果，设计为每户都预留了设备外机的摆放平台，但村民们却表示不知道装在哪里，并在外墙随意打洞、安装，甚至有几户将设计好的设备平台改造为室内房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团队只好带着打印好的图纸，现场教他们如何安装。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当代乡村的施工水准和村民的认知水平可能远比想象恶劣，如若能在设计中避免施工的不可控，或是提前做好村民的科普工作，或许能让设计呈现出更好的状态。

  建筑师代表着职业性和专业性，可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实现空间品质提升。但无论是城市空间营建，还是乡村领域探索，其关键都在于对设计诉求的理解和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把控。相较于城市大型开发商明确的业主诉求，东梓关乡村振兴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我们所面对的服务对象和设计视角都发生了明显转变。

  就目前来看，建筑师进入乡村，首先要摆脱精英的身段，在设计初期进一步探索乡村文化习俗，在营建过程中理解村民的生活诉求，再通过适度借力政府，做好示范和引导工作。建筑师作为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纽带，理应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努力拿捏介入的分寸。随着村民在营建过程中的参与度逐步提升，建筑师则应逐步将主导权让渡给使用者：在设计中留出弹性空间，使之能够在生活中有更多的选择权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务实、适度的身份定位，能让建筑师更好地运用专业能力引导村民的审美，而建筑师对介入度的把控，不仅能有效提升村民的参与度，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更能在双方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有利于乡建的多元化尝试。

  建筑师习惯了城市精英的角色，往往很难切实关注到城乡观念的差异，实地调研和与村民的交流互动就显得很重要。为更深入了解用户的使用诉求，设计团队前后组织了两次村民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以了解村民的生活小习惯，但实际的反馈情况与团队早期的预判却有不同。

  在设计初期，建筑师为每户农居设置了不同的大门朝向，以增加出入口的丰富性和街巷的层次感。但在沟通过程中，几乎每个村民都提到了希望大门方向一定要朝南向。出于对习俗的尊重，我们最终将所有的大门都设计为朝南开放。其次，很多村民都不希望共用一堵墙，这一点也通过空间的合理排布得以保持每栋房子的独立性。除此之外，为保证以后每家可入户停车，设计取消一个农居储藏室改作车库使用，但村民们都表示车库可以不要，储藏室绝不能少，因此设计最终只在村落集中设置了三个停车场，每户步行二十米内可到达。

  还有些有意思的插曲也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村民们明确说不希望在自家周边种树，他们都以为敞亮是最重要的，而树会影响采光。我们就只能把树都往中间挤了挤，或者干脆种到后院——村民们对北边种树倒不介意。分房的价格也与城市住宅的定价完全相反，同样的户型，沿街住宅价格高，中心价格低。这些意料之外的插曲，也拉近了我们跟乡村的距离。

  观念差异，在很多时候需要建筑师的坚持，但也时常伴随着适度妥协。在原本的设计中，我们给每户人家都设计了3米高的围墙，在高密度的情况下形成连续的街巷界面，兼顾私密性和审美性。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有几户人家坚持要求施工方降低高度。在村民一而再的坚持下，最后有4户的院墙高度降低了40公分。

  这一系列的插曲让我们不得已承认，当代乡村建设需要将村民的意见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但向农村居民解释本身的设计逻辑也并非易事，且这样的不理解，可能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

  随着东梓关村项目的推进，我们也在不断思考。当代乡建既不同于城市高端空间营建，也不像传统村庄聚落那样具备有序生长的衍生要素，如若建筑师能在设计作品中注意适度克制的自我表达，且将更多话语权留给村民和社会，少一些功利性和目的性，反而会带来更多积极正面的社会效应。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最直接的关联方，通常文化背景多元、利益纠葛复杂，而且审美价值仍有待提升，他们的想法可能与政府主导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全民参与营建的模式暂且难以实现。那么，以政府为主导，辅以建筑师专业方面技术加持的开发模式，或许能够解决当下乡村建设的混乱状态，能快速高效地提升乡村建设品质，也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性。

  在整个项目营建中，团队始终积极地与村民保持沟通，倾听并参考了村民们对于功能和规划的策略意见。这样的做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影响了村民对于新农居的认同感，促进了乡村建设“生产本质”的回归。或许当其他条件进一步成熟，建筑师或许能够从“授人以鱼”转向为“授人以渔”，用专业性与职业性辅助实际使用者完成“自下而上”的当代乡村营建。

  作为杭州市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区，本项目从设计之初到正式落成，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不单单是一次关乎于住宅的设计实现，更是一次关乎于乡村大环境的社会实验。许多村民用毕生的积蓄才得以换置新房，所以设计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评价和体验。

  2016年7月，由村政府组织进行抽签分房，团队受邀出席，村民们满脸紧张和期待。我们在与现场村民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并非房屋本身的文化取向、美学价值，而是家里的独立农具储藏空间是否齐全；大门是否都体面地向南而开；在家门口是不是能够和邻居一起洗菜谈心；电瓶车进门后是否能立即停靠以避免风吹雨淋；金属门窗是不是不怕雨、不腐烂、不需替换修补；房间尺寸够不够大、数量够不够多等等。当这些心愿被一一满足，我们心里的大石才慢慢落下。

  分房现场，我们也见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村民朱国平一家最终抽到一套面积为344平方米的新居，也就是整片新居最大的户型。在此之前，他们一家五口已在距离东梓关村20分钟车程的富阳市区定居多年。现在他们打算把这里打造成民宿，闲暇时也可过来自住。年过七十的方炳鑫则是另一类典型代表。方炳鑫的儿子早在多年前就去县城闯荡，过年时才回乡，如今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方炳鑫独居在村里。房子落成后，方炳鑫的孙子方一天回家的频次日渐增多，甚至把朋友圈的封面照换成了一幅新房子的轮廓图。他在一次媒体采访时表示有考虑回村子里发展，他说，“随着游客增多，开家小店会是不错的主意。”

  新媒体时代，网络的力量也放大了社会关注的效应。游客们蜂拥而至，媒体记者争相到访，在为东梓关带人气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改变着当地村民对建筑的认同感和价值判断。央视新闻、Discovery等国内外大量媒体的报道、专业奖项的加持，东梓关瞬时引来外出人口的大量回流，经济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

  如果说建筑是个载体，那么，2018乡村百花大会、2018富春江江鲜大会、2019年东梓关首届年俗节等多场大型活动的举办，则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也正是这些支持，才让东梓关成为闪闪发光的“明星村”。

  2018年江鲜大会期间，东梓关日均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8天时间共推出江鲜7012桌，旅游总收入超千万。十一黄金周期间，东梓关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0+人次。要知道，富春江畔这个江南古村落非流动人口也才1300人。而这100000+，还不包括没带手机的老人小孩，以及重复进出的人次。2019年东梓关首届年俗节，跳仙鹤、上村舞龙灯、印门神等当地特色年俗的表演，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可以真正“吃在东梓关，玩在东梓关，住在东梓关”。百鲜宴、摄影大赛、星空朗诵、特色年俗表演......这一个个活动不仅是富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三美”建设成效的形象化表达。

  随着多种业态的不断引入，村里的民宿经济也持续发酵升温。据统计，目前东梓关村正常营业的民宿已突破10家，每逢国庆、江鲜节、年俗节等重要节日和大型活动，这些民宿早会被预订一空。此外，还有不少外地民宿经营者看好东梓关这一个市场，跃跃欲试，准备入驻。

  此外，巨大的流量也引来旅行社的关注。如今的东梓关，已与周边龙门古镇、桐洲岛、湖源溪漂流等景点，串联为“东南西北中”五条特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中的一环，成为展示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最美示范区形象。

  短短几年时间里，从空心化、无人问津到如今的原住民回归、外部人流交通管制，设计的引导、业态的引入、政府的鼎力支持，东梓关不仅为当地村民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也正深刻影响着当今的社会结构。乡村振兴，人气为王——从这一点来看，乡村建筑的社会意义远大于设计本身。

  东梓关作为团队近距离实践和剖析乡村建设的契机，从立项、整体规划、方案设计到具体建造的一系列过程中的失控、妥协、坚持，都使得我们对当代乡村振兴与发展这个大命题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首先，乡村聚居群落有其自身的内在机制，不能背道而行。“江山千里，元气淋漓”，传统的乡村建筑群落应该就如同《千里江山图》中所描绘的场景，建筑与自然相契相融。传统的村落形制没明确和先验的目标，聚落的密度、结构和间隙，通常是通过村落有机组织体内要素，不断协调自然生长而衍生出来的物质形态，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机能。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城市化居住模式和传统民居复刻绝不是乡村农居发展的方向。

  其次，对于传统的传承，我们大家都认为，建筑师们更应该持一种批判性怀旧的态度，不只流于表象的承接，而应当结合当代生活的需求和审美，不断铺陈出新，赋予村落时代的风貌。当代乡村建筑应该保留传统建造形制中优秀的、实用的建筑结构、空间布局，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作为建筑师，更需要在材料、建筑方式、施工模式上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印记。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传统，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当下这个时代的缺席。竭力避免城市对传统乡村肌理的侵袭，还原乡村的原真性；以当代的形式语言重构传统元素，以当代的建筑方式实现地域性表达，可能是当前乡村建设营造中较为适宜的理念和趋向。

  再者，深入探索建筑师与乡村建设的关系，构建全新的乡村建设模式，是对建筑师提出的更加高的要求。东梓关乡村振兴实践作为一次基于特定模式下、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物质空间实践，我们通过规划、功能、空间、形制和材料等五个方面的策略探索，试图剖析当下建筑师介入乡村建设的立场、角色和定位，尝试一些可操作性较强的应对措施，并希望可以有助于这些策略和建议的可复制性。这样的实践，是对建筑师身份的重新把控，也是对新型乡村建设模式的探索性尝试。

  最重要的，是引入新产业，实现乡村的永续性生长。当前的乡村建设是在现有体制下，以政府为主导，村民参与、专业方面技术人员辅助支持的外力推进模式，这与以往的自然生长衍生模式截然不同，如此模式下的乡村永续性生长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当代乡村建设仅有一点靓丽的外壳，提供一些有地域性、时代感的物质空间是远远不足的，更亟需通过政策导向、体系优化、模式创新来解决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系统性问题。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是政府主观“从上而下”的希望自然传统村落的繁衍兴盛，还是村民自身“自下而上”的希望世世代代生活方式的传承，亦或是通过艺术嫁接使得乡村再现活力，产业的导入都是让乡村永续的重要内核，借产业内核引得人口回流，促进经济发展，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模式。此外，无论是小镇复兴还是村落重生，若仅靠城市资本涌入，不与原住民发生必然的联系，并不能从根本上处理问题。原住民作为村庄的活力源泉，始终都不应该被抛离在外，而城市回流人口和外来休闲旅客的诉求也同样应得到重视。

  关于乡村的未来，我们将其总结为：洁净是基础、产业是支撑、文化是灵魂，只有产业的导入、文脉风骨的重塑、民风民俗的传承，才能重新充实乡村结构的肌理，激活乡村生活的活力，使之焕发新生。而关于乡村内核牵引的长期驱动力的思考，我们也正用更多样化的实践深入探索未来乡村的更多可能。

  ·作为中国唯一乡村振兴典范案例被美国【Discovery】纪录片《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收录